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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开启面向全球招揽人才模式******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多项全新和优化人才入境措施，面向全球“抢人才”，获得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内地对接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特区政府必须更加积极进取“抢人才”，强化发展动能，保持发展活力。

　　推出多项招揽人才政策

　　吸引人才是香港特区政府2022年度施政报告的重点之一。李家超在这份其任内的首个施政报告中提出多项“抢人才”措施，包括成立“人才服务窗口”，由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专责制订并统筹招揽内地和海外人才的策略和工作，向来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持，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优化现有多项输入人才计划、加强吸引力等。

　　其中，“人才服务窗口”在线平台于去年底投入运作。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现在正是香港主动出击、竞逐人才的黄金时机。特区政府定当全力以赴，全面推进“人才服务窗口”等一系列新措施，以补充和丰富香港人才库，配合香港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为期两年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也已于2022年底开始接受申请。合资格人才包括过去一年年薪达250万港元或以上的人士，以及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在过去5年内累积3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士等。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日前介绍，“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推出约两周后已接获逾5300份申请，平均每日有350份至400份，当中约六成已获批，各界反响热烈。

　　此外，特区政府还对“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等多项现有人才计划进行不同程度优化，增强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比如自今年1月1日起取消“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年度配额，为期两年，并简化审批程序等。在创科领域，特区政府也优化了“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撤销科技公司在计划下输入外来人才时必须增聘本地雇员的规定，并将新兴科技行业扩展至14个，以加快输入人才的步伐。

　　释放求贤若渴强烈信号

　　香港舆论认为，一个“抢”字，展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理念之变，从“积极不干预”变为主动作为、勇于担当。“过去我们被动等人才上门，现在必须要主动去找人才。”李家超说，过去两年受各种因素影响，香港本地劳动人口流失约14万人，多个行业正面临人力短缺问题，必须要更加积极主动“抢人才”。“现在我们是积极主动去‘敲门’，并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新政策。”

　　按照特区政府制定的目标，预计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通过各项输入人才计划每年吸引至少3.5万名人才，即3年吸引至少10.5万名人才。上述吸引人才目标较去年和前年的年均人数增加40%。“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并有十足信心让KPI达标。”陈国基说。

　　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创科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科技人才短缺却成为香港创科企业发展的一大掣肘。对此，香港特区政府不久前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明确提出充实创科人才资源，计划至2032年将创科产业从业人员从目前的约4.5万人增加到不少于10万人。“蓝图提出的加大力度吸引高精尖人才、强化对大学基础科研的支持等措施都极具诚意。相信这些措施落实之后，我们会迎来并留住一批又一批优质创科人才。”香港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王钻开如是说。

　　鼓励人才在港落地生根

　　“抢人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工作签证、科研支持、成果转化、人才住房、子女入学、社会保障、落户政策等多个环节，需要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对此，香港特区政府做了一系列相应规划。比如，为积极吸引海内外创科人才来港，特区政府计划将加大力度招募海内外年轻科研人才并吸引香港海外留学生回港发展，加强资助年轻科研学者，增加人才住宿配套，增强人才的归属感，鼓励人才在香港落地生根。

　　“针对重点行业，我们的人才政策有一系列‘量身订做计划’，包括税务优惠、员工补贴、生活补贴等。比如企业需要土地、扣减税务，甚至员工要读书、找地方住，这些我们都有相应安排。”李家超介绍，特区政府出台这些配套措施，目的是希望优秀人才来到香港后，感受到香港广揽英才的诚意，并扎根成为香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

　　“香港本身是有吸引力的，这就是我们的DNA。”李家超认为，香港除了固有的低税率、简单税制、自由开放、中西文化融和等优势外，还具备“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国家“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和政策措施，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空间，也大大增强了香港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孙玉菡同样认为，香港在招揽人才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人才最看重的是机遇和舞台，而随着香港和内地开始分阶段有序恢复人员正常往来，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将更加彰显，内地的经济增长趋势将成为巨大驱动力，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来港发展。

　　汪灵犀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